早期先民的“卜宅”与“相宅”
新石器时代对原始取落位置的选择，原始居住形式的不断改进，体现了先民们在观察周围环境的同时，开始有了能动选择和适应的能力。
在考古资料之外，大量的甲骨卜矢，也记录着早期先民的“卜宅”实践。殷代卜筮活动盛行，事无巨细，皆要卜定，因此留下大量关于建房、造宅的“卜宅”龟辞，如：
子卜，宾贞：我乍（作）邑？（《乙》五八三）
已卯卜，争贞：王乍（作）邑，帝若（诺）？我从，之（兹）唐。（《乙》五七○）
上辞表明殷王要修城邑，卜问建在何处为当。验辞认为应建在唐（地名），于是有“我从，之（兹）唐”，即我原听从上天的旨意，将城邑建在唐。
又如，殷王想在鹿（地名）之东北修城邑，反复多次卜问是否可行，卜辞是：
已亥卜，丙贞：王屮（有）石才（在）鹿北东，乍（作）邑于之（兹）？
王屮（有）[石]才（在）鹿北东，乍（作）邑之（兹）？乍（作）邑于鹿？（《乙》三二一二）
这类“卜宅”之辞难以枚举，从卜辞内容可知，当时“卜宅”的格式是：“卜日—卜—贞人—贞事—兆—在某月—卜地—中左右之屯聚也。”卜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点：何时为吉，何地为吉。“卜宅”是一种消极的“环境选择”方式，人听信于卜问的结果，带有较大的或然性。
这种用占卜方法以决定建筑营造的风水之术，在周代也很盛行。留存至今的详细记录占筮的《周易》，关于居处及家庭生活的占筮达二十余例。风水之术被称为相宅，相是观看，是对象与主休相互“相中的意思。
在《诗经》中，“相宅”不叫“相宅”，而叫“胥宇”。如《大雅•绵》：“古公亶父，来朝走马，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。爰及姜女，聿来胥宇。”这里，“胥”的意思即为审视、相看。
在有关“胥宇”即相宅的早期文献中，最为后世堪舆家所推崇的是《诗经大雅•公刘》：
笃公刘，于胥斯原，既庶既繁……陟则在献，复降在原。
笃公刘，逝彼百泉，瞻彼浦原，乃陟南冈，乃观于京。京师之里，于时处处，于时庐旅，于时言言，于时语语。
笃公刘，既浦既长，既景乃冈，相其阴阳，观其流泉，……度其隰原……度其夕阳，幽居允荒。
从这儿段充满诗情画意的描述中，我们仿佛看见，为人笃厚、德高望重的氏族首领兼术士——公刘，为“胥宇”，时而“陟冈”，时面“降原”，时面“逝水”，时面“观京”其过程与后世堪舆家们的相地四部曲——觅龙、察砂、观水、点穴——颇有相通之处。
还有，《诗经•大雅•绵》写道：“周原，堇荼如饴。爰始爰谋，爰契我龟，曰止曰时，筑室于兹。”周原是周族的发祥之地。这也说明，周族祖先在选中这块“风水宝地”时，是看过风水的。
《墨子•辞过》说：“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，就陵阜而居。”《淮南子•本经》说：积壤而丘处。“《孟子•尽心》说：“得乎丘民为天子。”《庄子•则阳》说：“何谓丘里之言，丘里者，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。”凡此所谓古之民就陵阜而居，所谓丘处，所谓丘民与丘里者，都说得是古人有居丘之俗。
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（B.Malinovski）在《巫术科学宗都与神话》一书里强调：原始人的生活中既有神秘的痴狂亦有理智的科学。在与自然的抗争中：古代中国人已发明出“土圭法”、“土宜法”、“土会法”等一系列上究天文下察地理的方法，从而使卜宅这一活动上升为一种辨方相土观水的相宅实践：“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，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，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，王巡守，则树王舍。”（《周礼•夏官》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：土方氏掌理土圭的官法，以测日影，量度土地，测定方位，选择可以居住的地方，建立邦国都鄙，明了土质所适宜种植和变化土质的官法。授给任土力制贡赋的载师们，王者巡守，在止缩的行宫周围树立木材作为藩篱。“土圭法”、“土会法”、“土宜法”是生活、农牧业生产经验的结晶，已闪现出某些科学智慧的曙光，从而赋予相宅活动以前科学的含意。
从《诗经》的某些“相宅”记载可以见出，周人已在对自然地形、地理地貌，环境进行初步的具有朴素理性的审视与相度，这时相宅已逐渐摆脱初期巫术的虚幻，增添了实际内容，道德是根据自然条件选择合宜的地基，然后根据土圭法确定建筑的朝向。这种择基与立向正是后代风水中“形法”与“理法”的萌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