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水活动在我国古已有之，秦汉以后始上升到理论高度并总结成为若干学说。
据《史记•蒙恬列传》记载：秦二世与赵高、李斯谋压王位后，派特使赐曾督修万里长城和两千里驰道的守边大将蒙恬自裁。蒙临终前喟然叹息说：“我何罪于天，无过而死乎？”良久，徐曰：“恬罪固当死矣。起临洮属之辽东，城堑万余里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？此乃恬之罪也！”这是关于风水地脉（龙脉）理论的较早记载。
将土地类比于人，认定它也有脉搏，地脉是风水龙脉理论的逻辑基础。地气有灵，顺其则吉，逆其则凶。蒙恬自认为因绝地脉得罪于天，故致杀身。
清代学者屈大均著《方东新语中》中史载：“广州治背山面海，地势开阳，风云之所蒸变，日月之所摩荡，往往有雄霸之气。城北马鞍岗，秦时常有紫云黄气之异，占者以为天子气。始皇遣人衣绣衣，凿破是冈。……故粤谣云：‘一片紫云南海起，秦皇频凿马鞍山。’”
秦始皇则因担心岭南吉气为人所乘，故遣使凿绝地脉，有意破坏一方“风水。”
秦代有了地脉观念，也有了王气观念。《晋书•元帝纪》谈到南京地理时说：“始皇时望气者云‘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’，故始皇东游以压之，改其地曰秣陵，堑北山以绝其势。”又据《太平寰宇记》卷95记载，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（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），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，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，囚徒们受不了劳苦，一哄而散。
秦代营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，有阳宅阿房宫，又有阴宅始皇冢。阿房宫占地近三百里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，以南山为宫门，以樊川做池子，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。始皇冢动用70万民夫，挖空了骊山，穿透了三重息壤，规模之大，真可谓空前绝后。这两大工程的实施，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。
秦代讲究墓葬吉凶。韩信年轻时，母亲死，家里穷，不能在村墓中葬母，就择“高敞地”葬母。后来他功成名就，被封为楚王。又据《管氏地理指蒙》卷4记载，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纪，他三次梦见有人告诉他，葬地的山形如川字，法当战死。仲翔不信，汉初果战于狄道而死。
秦人西首而葬，墓向东方，主墓道在墓坑的东端，这可能与秦国地处西陲，企图东进有关，也可能是他们有了以西为尊的观念。
秦汉时期，中国风水术及其理论迎来了它的成熟期。
秦汉时期，阴阳五行说兴盛。阴阳家以五行、八卦、四方、四时、五音、十二月、十二律、二十八宿、天干、地支以及数字、色彩相互配合构成宇宙的总体构架。而阴阳绕行其中使该总体构架周而复始，变化无穷而生万物。从此这个宇宙构架便成为中国思想无法回避的背景，亦奠定了风水理论的哲学基石，导致了风水对生存窨的模式化理解。
早在春秋战国之际，上述的阴阳学说日益渗透进儒家思想，使之染上一层神秘色彩，至两汉识纬学说的流行更催化了璺家的神学化。它不仅与阴阳五行说合流，而且吸收原始宗都的方术，使汉代儒学变成一种专讲天人感应的经学。儒家的这一变化加上东汉道教的兴起，促进了民间方术活动。如“气运图识”、“占候”、“占电”、“占筮”、“占星”、“望气”、“风角”、“看相”等等，皆为风水术的兴盛提供了普遍而适家的文化土壤与文化氛围。
同时，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现了磁石指南的奇异功能，到汉代即依此原理发明了指示方向的工具——司南。于是人们对方位的感受与判更加具体而清晰，对方向的分位也由东南西北四方演为八干四维、十二支，合称为十十四向（又称二十四山），这正是后世风水罗盘分度的基本单位（航海罗盘亦同样以此为基本分度单位）。
谈到西汉的风水术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汉代的相地知识。空前发达的地学，正是风水术产生的基础。
当先秦学者在《禹贡》中把我国的山势大致划定之后，汉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有名的“三条四列说”，它们分别是：
北条：岍——岐（陕境渭河北岸）——荆山——壶口——雷道（陕晋间）——太岳一一砥柱——析城——王屋（晋南）——太行——恒山——碣石（河北）
中条：西倾——朱圉——鸟鼠——太华（陇陕）——熊耳——外方——桐柏——陪尾（鲁南）。分支：蟠冢（陕南）——荆山——外方——大别（鄂皖境）
南条：岷山——衡山——敷浅源（庐山）
第一列：岍——碣石（即北条）
第二列：西倾——陪尾（即中条主干）
第三列：蟠冢——大别（即中条分支）
第四列：岷山——敷浅源（即南条）
这些山脉正是后世风水师所说的龙脉。
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。《尔雅》有《释地》、《释丘》、《释山》、《释水》，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，如“下湿日隰，大野日平，广平日野，高平日陆，大陆日阜，大阜日陵，大陵日阿”。
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《地形图》、《驻军图》、《城邑图》，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、山簇、山峰、山谷、河流，并且比较精确。
汉代虽然有了丰富的相地知识，但毕竟还是缺乏科学性。人们对地理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，这种状况很容易滋生风水观念。